草本植物

英语系80级校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2008年9月21日

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笑声）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 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 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掌声）

     最后，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向在座的三千多位新生表一个心意，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和新东方把两百万人民币捐给许校长，为在座同学们的学习、活动和成长提供一点帮助。（掌声） 

叶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每一家企业在组织生产上是有效的，但生产目标的确定却是有疑问的。换言之，每一家投资或扩大生产的产量目标虽然只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小比例，但是所有相同企业的生产目标的总量，则可能远远超过了整个市场的有效需求。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重复建设。当所有这些企业生产出产品时，就出现供过于求，经济危机出现。在危机中过多的供给被消灭后，经济再次找到了平衡。
　　这个矛盾存在的关键是，缺少一个有效的全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要解决这个矛盾，方法之一是计划经济，由一个国家的中央集中绝大部分的资源，通过中央的规划、协调与配置，来避免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许多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其执政者很容易就选择了这条道路。历史与现实都表明，计划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历经漫长岁月演化而出的市场制度仍然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尽管它也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

现代金融体系的“双刃”

　　对市场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国家，已存在较为发达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无疑是最有可能处于全部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地位。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该国的金融体系，来解决这个矛盾。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信息，它努力收集全社会可能的供给与需求信息、行业信息，加上对个别企业的管理、生产、销售能力的分析，来判断某些企业生产计划是否可行，以决定是否将资源配置给它。比如，当一家上市公司决定加入某个行业的竞争时，如果金融体系不认可，它的股价就会下跌。由于股价下跌，它就难于从股票市场得到融资，或通过股权的抵押从银行得到贷款。反之，如果金融体系认可它的计划，其股价则上涨。
　　要实现全社会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加工，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覆盖全社会的金融网络，存在一个统一的市场来集中反映分散的信息。正是这种需求，推动全国性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发展。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再出现与早期一样的经济危机。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经济危机总是表现为总体供给与总体需求的不平衡，或者是供给相对过剩，或者是有效需求不足。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金融体系，更多是通过适当的资源配置，想法让供给满足需求。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人士发现，也可以通过将资源配置给需求方，增加当期的有效需求，让需求满足供给，使经济平稳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消费者信贷在美国迅速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行其道。当然，消费者信贷的发展首先归功于信用卡在20世纪60年代美洲银行不余遗力的推广。
　　相对于生产与服务供应商的融资，消费者融资的特点是，借款者以个人为主体，借款人众多。总体而言，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竞争关系，换之言，一家银行向一家电风扇企业提供贷款后，通常不会向它的竞争企业，同样是电风扇生产企业，也提供贷款。对于消费者信贷，则不存在此类反竞争条款。因此，消费者信贷的还款能力主要取决于其社会地位(包括与之相应的收入地位)，而与该消费者个人的才识、工作能力关系不大。金融机构在分析消费者信贷的还贷能力时，会更多地建立在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之上，而把个人视作社会经济结构某一个板块或阶层中的一个无系统性差异的独立分子。消费者信贷的这个特点决定了消费者信贷不会像公司信贷一样成为关系信贷（Relationship Lending），而更有可能成为交易性信贷（Transaction Lending），这个特点为后期现代金融理论与模型在消费者信贷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美国消费者融资泡沫是如何形成的

　　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已进入后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中产阶层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一个经济增长的长周期中，社会结构中各阶层在不断升级，消费者的总体地位在提高或改善，消费者信贷总体的风险较低。
　　就在美国消费者信贷开始大力发展之际，现代金融理论的三大支柱也逐步确立，并发展成熟。上世纪50年代Markowitz的风险分散理论，确定了什么是风险；60年代Sharpe的资本市场定价理论（CAPM）确定了资产的价值；70年代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确定了风险的价值。现代金融理论80年代率先在几家大型的银行在交易市场中得到尝试，其成功的应用加强银行业扩展其范围的信心，金融机构雇佣了一批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为其发展、完善模型。风险的确定与管理从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工作进入一个以计算机为依托，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工作，使美国金融业的微观风险管理能力大大提高，也使美国的金融机构成为其他各国效仿的楷模 。但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关键性假设，比如认为价格的波动是连续的，价格的变动符合布朗运动形态等，与现实相差甚远，以此假设设计的模型，运算的结果将低估实际市场的风险。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行为过于激进，要求的风险溢价过低。
　　在现代金融理论的指导下，金融机构开始将消费者信贷纳入其风险定价与风险管理模型，以此指导消费者信贷的开展。按照现代金融理论，风险总是与资产价值相伴而生的，资产的价值与资产的风险都需要市场来表达，因此金融机构发展了风险交易市场，特别是与消费者信贷相关的信用风险衍生产品市场，包括将给美国金融机构带来巨大麻烦的信用违约掉期市场。
　　在理论与市场基础设施准备完成后，美国金融业在消费者信贷的发展在90年代后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消费者信贷的发展，促进了美国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消费者信贷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后正是全球化风起云涌的时期。全球化为美国带来了低廉的商品，也让美国经济享受长达十多年的低通胀与低利率的宏观环境，这样的宏观环境是消费者信贷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的金融业醉心于消费者信贷，从消费者融资市场得到的甜头，一头扎进消费者融资市场，相信消费者信贷市场的发展才是金融业发展的方向。因此借助于现代金融理论与模型，不断地开发、推销消费者信贷证券化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扩大消费者信贷市场，无论是2000年的IT泡沫破裂，还是2001年的“9·11”事件，都没有阻碍消费者融资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业本身也在消费者信贷的发展中，迅速地扩大。
　　不自觉中，美国的金融机构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在逐步积累、扩大。但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内部却不存在一股力量，能够阻止这种系统风险的扩大，没有自我调节机制。

大力发展消费者融资市场的后果

　　——金融产品的风险被低估了
　　发展了消费者融资后，相对过去，市场中的供给更容易产生其需求，因此减少了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给供给方时所应有的慎重。其表现为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在过去几年大约只有2％，而过去100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平均风险溢价是5％，即金融市场对企业可能产生的风险预期减少。既然由于消费者贷款的扩张，潜在的需求更容易成为当期的有效需求，企业的产品都能较容易成为商品，完成马克思所说的惊险一跳，或者说这一跳已经不再惊险了，企业的风险也就下降了，风险溢价就可以减少。以这种低风险溢价作为计算资本成本的基础，进一步加大的消费者信贷。
　　——削弱了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分析与筛选企业的能力
　　在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许多经济学家在大量分析比较作为一个金融机构的银行与金融市场各自的作用后，得出的结论认为，相对于资本市场，银行之所以作为一个银行而存在的一个根本理由，就是银行能掌握市场所不具有的某个借款人的信息，即银行比市场更能了解与掌握该借款人的产品技术、生产经营、最终还款的能力等。如果银行体系不具备此种能力，银行就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银行持久地积累，需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消费者贷款的增加，特别是消费者贷款的证券化，使借款人抵押品的流动性增加，银行从风险管理上看，削弱自身的分析与筛选企业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美国金融业忘记了金融业的根本功能之一
　　这个功能便是低成本地将资源配置到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最有效的领域，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就在于它能否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一个专业的投资家在决定投资之前，通常要先确定投资的领域与地域，然后才确定该领域或地域下的企业，即投资战略的确定。投资中最大的风险正是投资战略的风险。换言之，资源应该配置在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什么是有效的领域？这可能需要从社会的历史发展角度观察推动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社会和谐的力量是什么。这里作者无法给出答案。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房地产却得到了美国金融体系大多数的资源。
　　从社会的和谐角度看，就业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基础。根据美国20世纪初的数据，中小企业为美国提供了超过一半的就业机会，但是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否配置一半左右的资源给中小企业呢？答案应该是否定，因为美国数百家小银行的资产中有三分之二是与地产相关的。
　　即使从经济增长上看，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远小于金融业对其所配置的资源。
　　尽管美国金融体系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但自身却占据并消耗大量的资源。这里我们也看不到美国经济中存在一种力量，去约束金融体系对资源占有的不断扩大。
　　——降低了社会储蓄率，经济的负债率大大提高
　　传统经济是先储蓄后消费。消费者信贷的发展，鼓励和发展了消费文化，使消费者的负债率大大提高。比如，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00年为100％，2007年达到了140％。美国社会的储蓄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10％多，降到了这两年差不多为零。同样地，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中也不存在一种机制或力量能纠正储蓄率的不断下降与负债率的不断提高。
　　综上所述，美国此次的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美国金融体系失职的危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次级性”表现。
　　1、是微观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与宏观的系统性风险管理的缺失的矛盾的危机 ；
　　2、是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一致的矛盾，导致资源过度配置在房地产业的危机；
　　3、是金融体系发展缺少约束与反省的机制的危机。
　　因此，美国经济需要这种大型金融危机来解决上述的矛盾。
　　按照以上的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结果：一是将配置到房地产的无效财富消灭，表现为美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财富将减少数万亿美元；二是美国的金融业将萎缩，其功能将从促进消费者信贷的发展回到消费信贷与生产信贷之间的适当平衡，并使美国社会的储蓄率提高到10％左右。结果是那些消费信贷，特别是房地产信贷占其业务份量较大的投资银行与银行都将无法生存，消费者融资证券化市场也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复苏。

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金融业的性质似乎决定了金融市场体系内部难以存在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在金融体系出现大的偏差之前，能自动加以纠正。金融市场上泡沫的产生与破裂将是不可避免的。著名的分形几何学家Benoit Mandelbrot从分形几何学的角度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次优的选择是不要让泡沫吹得太大。因此在金融市场体系之外，比如由中央银行牵头，需要定期从金融体系的最基本功能角度去审视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否大幅偏离其合理的轨道。这方面有些指标可以参考：
　　1、金融资源的配置是否偏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
　　2、某些领域或行业是否被过度配置，其中一个指标是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否较长时间内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工资。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有调查认为，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到2500亿元。
　　“高校债务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说，除去银行贷款，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和一些单位的投资，保守估计高校债务4000亿元。

 大学的疯狂扩招与大学城的疯狂扩张

　　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规模50亿元、广州某大学城总投资120亿元，江苏等地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亿元到50亿元。
　　截至2005年8月，四川省各银行向高校发放各项贷款52亿元，湖南省25所高校目前有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校均负债近4亿元。邵鸿曾任南昌大学副校长，据他所知，南昌大学、广东工业大学、郑州大学负债均在20亿元以上。
　　赤字运作的高校并没像原来预料的那样顺利——凭借扩招来偿还贷款，而出现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局面。极度扩张之后，高校贷款后遗症随后出现，高校经费有限，贷款期限较短，无法短期还贷，部分高校贷款规模大大超出经济承受能力，无力偿还贷款，随着国家调高银行利率，一些学校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

高校债务源于政府强迫？

　　高校贷款始于1999年。当时，高校因大幅度扩招面临教育教学资源严重不足，而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无处放贷，信贷资金库存面临巨大的窘境。而此前，高校办学长期恪守量入为出的原则，靠贷款筹资办学的方式高校并不认可。1995年~1999年间，在教育部所属的34所高校中，整体负债额不高，平均不到1900万元。朱永新委员认为，高校贷款是地方政府默许、鼓励，甚至强迫高校的结果。

 政府曾鼓励高校贷款

　　朱永新说，为鼓励高校贷款，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国家在发放教育国债资金时，都要求地方政府和高校必须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对配套资金确实不能到位的项目，要视情况，调减资金”。为了得到补助，高校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只好向银行贷款来筹集配套资金。
　　据调查，凡是教育国债资金安排的项目，其总投资中要求当地政府及高校配套资金必须达到2／3以上，但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未予配套，高校的配套资金主要靠贷款融资。
　　朱永新在3月6日举行的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说，高校为政府承担了责任，扩招后，全国高校共投入500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仅有500亿元，其他都是高校通过贷款和收费解决。有专家认为，高校把债务都推给政府显然不负责任，高校贷款有中央政府责任，但实际上也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共谋利益的结果。

高校：第二个国有企业？

　　高校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顺利融资，其背后是政府信用的支撑。“国家的高校”隐含的意味就是政府“买单”。但可惜正是因为国家信用担保是隐形的，最终也只是空头的承诺。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市领导在酒桌上表示，自己在位期间可能还不上高校建设所引发的贷款；而另一个市的领导却说，我就根本没打算还。

 融资方式与国有企业雷同

　　高校负债运作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因隐形财政担保而造成的风险，单凭枝节修补是难以化解的。尽管周济部长予以了否认，但是如果继续沿袭这种“政府与高校合谋吃银行”的体制，与当年“政府与国企合谋吃银行”的体制完全相同。如无及时的体制变革，高校必然重蹈当年的国企破产之路。

 高校体制与国企体制雷同

　　不仅仅在于融资一个方面，现在的高校体制几乎与当年的国企体制完全雷同：产权名义归于国家，而实际产权虚置的结果就是与高校管理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简言之就是“儿花爷钱不心疼”；高校级别套用行政级别，官僚化特征显著，依靠“行政职务”就能轻而易举地拿到科研经费，而真正埋头研究的教授，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的较量中，始终处于下风。
　　至此，本应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高校彻底走向以行政力量为主体的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乐此不疲。高校贷款融资问题就是这样体制的集中显现，一方面可以贷款资金建楼堂，以形象工程获得行政认可；另一方面，行政力量的帮助，使得财政隐形信用成为获得贷款资金的助推剂。两者相辅相成，而财政信用滥用的窟窿最终只能由纳税人的钱来弥补。

出路：高校如何还债？

　　对于银行来说，高校贷款因其特殊性往往更具风险。
　　以2003年初启动的广州大学城项目为例，“首期投入的320亿元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也是在2003年，广东省财政厅、教育厅、发改委颁发文件，提出高校办公楼、教学楼、学术中心和体育场馆建设等项目建设，可享受政府100％的贴息贷款；至于学生宿舍建设，则可提出无政府贴息的商业贷款——这是考虑到学生宿舍可以市场化经营，不难收回成本。
　　“银行只要审查高校的信用状况就可以了”高校项目贷款中自有资金比例低，项目风险主要由银行承担。此外，根据《担保法》有关规定，高校授信难以落实抵押担保措施，如学生公寓收费权质押，随着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多数学生公寓的所有权人已变更为各高校的后勤集团，而非高校本身。考虑到高校的社会影响力，如贷款出现逾期，银行也难以通过法律手段保全资产。

 卖地还钱行不通

　　“卖地还钱”成为部分高校渡过还贷难关之举。江苏省2005年下发《关于切实做好省属高校老校区置换工作的意见》，牵头将省属45所地方高校的老校区挂牌上市交易，土地置换收益主要用于偿还兴建新校区的银行债务。同年9月，河南省教育厅等多个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已批建设新校区都进行老校区的土地置换。
　　但并非所有高校都可以通过老校区置换的方式渡过难关，“有的地方是有价无市。”全国政协委员、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受经济水平制约，一些省市高校的老校区根本卖不出去，“从全局上讲，银行负债增加了高校的经营压力。”
　　在银根普遍抽紧，而高校还贷能力普遍低下的局面下，诸如河南科技大学这样的新建高校，其新校区建设进退维谷。

卖掉公办大学实现公办大学转制

　　在目前的情况下，公立高等学校的转制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一流高校如哈佛等都是私立大学。国外高校的80％以上是民办学校，而我国80％以上却是公办学校。这既占用大量教育经费，又制约了基础教育发展。

 把一部分公办大学卖给民间

　　3月1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申述了卖掉一部分公办大学的主张。
　　他建议，国家办好10所一流国立高校，每省办好1-2所省属高校，有条件的地市办好1所市属大学，其余的大学逐步进行各种形式的转制；国立大学要面向全国公平招生，省属和市属大学可对本地区学生实行适度优惠入学政策。
　　卖大学得来的经费，1/3给国立大学改善办学条件，聘请世界一流的教师，让他们缩小与世界著名大学在经费上的巨大差距，真正地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2/3用于中小学，在国家短时间无法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允许民间资金进入相应的学科，从学科、学院先转制，最后建成若干民办学院组成的新型民办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斌教授，非常赞成卖掉大学。他说，高等院校本身就是非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就不是强制的，应该与义务教育区分开来，与义务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的公共品性较弱。

 “卖掉大学”如何卖？

　　 顾海斌说，要考虑经济安全，那些担负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肩负国家经济发展重大战略的产业的教育项目和学校，就改得慢些，慎重些，其余放开。
　　“慎重当然是对的，但时机很重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林莉女士说：“目前高校出现了债务危机，一些学校陷入还贷高峰期，我认为这恰恰是高校进行转制的好时机。”